前几天傍晚，在东风路运河桥底下，我又听见了一声号子。
那个调门儿吧，说不上好听，甚至有点刺耳。嗓子劈了，尾音往上翻，像是喊到一半呛了口风。可我站住了。好几年没听见了。
喊号子的是个老头，六十来岁，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，坐在河沿的石阶上，手里攥着半瓶水。旁边放个半导体，正播评剧。我凑过去跟他搭话，他说他姓刘，以前在航运局干过，他爹就是跑船的。
“你也会喊？”我问。
“会两句。”他说，“不全了。脑子记不住。”
然后他又吼了一声。这回我听清了，是“嗨——呦——嗨”的调子。前头短，后头拖长，中间夹着半句含混不清的词。听着像“使劲儿”，又像“走嘞”。
那调子是喊给谁听的
运河船工号子这东西，外头人不熟。你说是歌吧，它没词。你说是喊吧，它又有调。
刘老头跟我讲，当年他爹跑船，从德州到临清，顺水一天，逆水得两天。船装满货——煤、粮、棉花、鸡蛋，什么都有。逆水走的时候，船工得下船拉纤。一根粗麻绳搭肩膀上，脚底踩的是河滩上的碎砖和烂泥。十几个人排成一溜，弯着腰往前拽。
这时候就得有人领号子。
领号子的人不拉纤。他站船头，或者站在岸上高一点的地方，扯开嗓子喊一句，后头那十几个人跟着应一声。就这么一喊一应，踩着拍子走。步子不能乱。乱了，绳子吃不住劲，有人得摔倒。
号子的节奏得跟脚步对上。慢的、稳的，那是平路。快的、急的，那是要使劲过浅滩了。还有一种更急的，是顶风的时候。风把船往回吹，人得拿命去拼。
刘老头说他记得最清楚的，是“上水号”。调子慢，闷。一声接一声，间隔很短，中间几乎没有喘气的空。他学了两句给我听，嗓子压在胸腔里，像从脚底板底下顶上来。
“累不累？”我问。
“累。”他说，“喊的人不累，听的人累。”
号子里的词，都是半截话
真正的号子词是什么，现在没几个人能说全。
刘老头想了半天，只记得几段零碎的。有一段是干活的时候骂人的。他说是他爹教他的。大意是骂监工不给人吃饭。还有一段是看见岸上的大姑娘小媳妇，就唱两句带荤的。这搁今天肯定不行。
我后来在德州市文化馆问过一个人，姓陈，搞民俗的。他给我翻过一本油印的小册子，里面收录了运河船工号子的几种调门：起锚号、摇橹号、拉纤号、撑篙号、绞关号。名儿不一样，用处也不一样。
起锚的时候，人围在绞盘边上，一圈一圈推着走。号子要匀。推快推慢，号子说了算。
摇橹的时候，人站在船尾，胳膊拉着橹把子前后晃。号子得跟着橹在水里划动的那股劲儿走。摇橹号听着不紧不慢，有点像哼歌。
撑篙更讲究。撑篙是拿一根长竹竿，从船头往河底捅，靠反作用力把船推着往前走。竹竿从水里拔出来的时候，带出一股泥水。撑一下，喊一声。那声音是短促的，像“嗨”。就一个字。
绞关号最有意思。绞关是船过闸的时候用的，两边各有一个绞盘，把船一点一点绞过去。河面窄，船身贴着石壁走。号子喊起来，两边的人得同步。一方快了，船就歪。
陈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记到现在。他说：“号子不是什么艺术，它就是干活的工具。你把它从船上拿下来放到舞台上，那味儿就变了。”
我觉得他说得对。
可话说回来，不搬上舞台，这号子怕是早就烂在河底了。
扒鸡、锅饼和船上那口饭
说到船上吃饭，德州这地方，跟运河脱不开关系。
我小时候，我姥爷在运河边上住。他跟我讲过，以前德州城里做买卖的，一多半靠运河。南来北往的船靠了岸，船工下来歇脚、吃饭、买东西。码头一带，饭铺子一家挨一家。
那时候运河边上卖什么？最出名的是德州扒鸡。扒鸡这玩意儿，据说是从烧鸡演变来的，当年运河上的船工买着吃，路上带着方便，凉了也能吃。肉烂，骨头都酥。用手一撕，连骨头带肉塞嘴里。
还有锅饼。厚厚的一张，比脸盆还大，烙得两面焦。船工上路前买一张，掰着吃，扛饿。就着一碗咸菜，或者夹根大葱，能吃好几天。
刘老头说，他爹跑船那会儿，船上有个规矩：号子喊得最响的人，吃饭的时候多分一块肉。肉不是好肉，多半是扒鸡剩的鸡皮鸡架子。可那是脸面的事。
我问他：“你爹喊得响不响？”
他说：“响。我爹嗓门大，跟驴叫似的。”
他自己笑起来，咳嗽了两声。
现在还有人喊吗
我在德州问过不少人。知道运河船工号子这四个字的不多。知道还会喊的更少。
刘老头算一个。但他承认自己只会两三段，还是半截子。
还有谁？我打听到，运河边上一个民俗表演队里有几个人会。逢年过节，或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他们穿上对襟褂子，在运河广场上喊两嗓子。
我看过一次。台下站了一百来人，举着手机拍。喊号子的人脸上抹了油彩，肩膀上的绳子是新的。喊了三分钟，鼓掌。结束了。
没什么不对。可跟我蹲在河沿上听刘老头吼的那一嗓子，不太一样。
那天的风是从南边吹过来的，带着一股河水特有的腥气。河面上没有船。偶尔有一两片树叶打着旋儿落下去。刘老头把半导体关了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。
他说：“走了，该回去做饭了。”
我问他还来不来。
他说：“来。天好就来。”
然后就走了。走得不快。背影在我视线里慢慢变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