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月一过，宁津的空气里就多了一样东西。
不是热——热一直在。是一种细碎的、从墙根底下渗出来的声儿。你走在街上，走着走着突然就停了。耳朵被什么东西勾了一下。再听，又没了。等你不留神了，它又起来了。蟋蟀。当地人叫蛐蛐儿。
我小时候对这东西没什么好感。夏天写作业，它在院子里叫，叫得心里发毛。后来出去念书，再后来在德州落脚，回宁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今年夏天回去，是天太热，我妈说，回来住两天吧，院里那棵石榴今年结得稠。
就回了。
一个罐子七块钱，但养蛐蛐的人不这么算账
回到家的第三天早晨，我去街口买油条。六点多，天光大亮，路边一个老头蹲在台阶上，面前铺了一块灰布，布上摆着十几个小陶罐。圆的，拳头大小，灰扑扑的，像刚从地里刨出来。
有人蹲在旁边挑。拿起来，翻过来看底，用手指弹一下罐壁，听响儿。再放下，又拿起下一个。动作很慢。像挑西瓜。
我多看了两眼。老头抬头，说，给你爸捎一个？
我笑了，我爸不养蛐蛐。
他说，那你看看呗。七块钱一个。
我蹲下去了。说实话，就是好奇。这罐子看着粗糙，拿在手里却滑溜，不是上了釉的那种滑，是——怎么讲呢——像一块被水冲了很多年的石头。罐口有一圈浅浅的槽，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盖子严丝合缝，但你捏住盖顶轻轻一转，能听到“沙”的一声，不刺耳，闷闷的。
我问老头，这罐子哪儿烧的。
他说，往北，张大庄那边。有窑。
我说，现在还有人烧这个？
他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熟悉。就是宁津人看外行人的眼神。不鄙夷，但也不亲切。一种“你不懂，但我不笑话你”的宽容。
“多着呢。”他说完这两个字就不说了，低头去整理他的布。
那窑我去了。看完才知道，罐子这东西，急不得
过了两天，我骑我爸那辆旧电动车，往张大庄去。路是好路，两边种着杨树，叶子被晒得打卷儿，灰绿色的。风一吹哗啦啦响，像塑料袋。
窑在老村边上，一个院子，三间平房，房后头堆着小山一样的红胶泥。泥是湿的，刚拉回来不久。院子当中搭了棚子，棚子底下坐着一个人。四十多岁，姓陈。光着膀子，胳膊上全是泥，泥干在汗毛上，形成一根一根的小泥刺。
他在拉坯。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，他没说话。
那个转盘不快。他两只手抱着泥团，拇指往里按，其余手指在外头托着。泥团慢慢变高，变薄，变成一个筒。然后筒口往外翻，翻出一个小小的沿。整个过程安静得很，只有转盘底下电机嗡嗡的响，和泥在手里变形时发出的那种湿润的、细微的“咕叽”声。
他做完一个，拿一根细线从底部一勒，把罐坯捧起来，搁在旁边的木板上。那块木板上已经排了四五个，大小一模一样。
我说，你一天能做多少个？
他说：“百十来个吧。看泥。泥对了就快，泥不对，做一半就废。”
我说，这泥有什么讲究？
他这才抬头看我。手没停，又去搬了一块泥搁在转盘上。
“河泥太细，掺沙掺不好就裂。塘泥太黏，烧出来发黑，不透气。我们这儿用的这个——”他用下巴朝院子后头点了点，“是坡地上的。挖到两米多深，一层红一层黄，取中间那层。挖上来得晾，晾到不粘手，又不干透，拿塑料布蒙起来‘醒’。醒多少天看天，天热少醒几天，天冷多醒几天。急不来。”
我说，醒大发了呢？
他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算笑。“醒大发了就糟了。烧出来是酥的，一碰就碎。你没见那——”
他说了一半不说了。低头修坯。修坯的动作更轻，拿一个小竹片在罐口上刮，刮下来的泥丝一圈一圈掉在地上。
罐子好不好，倒半碗水就能试
他院子里堆着不少成品。有的颜色深，像砖；有的浅，发黄。我拿起来一个，问，这颜色怎么不一样？
他说，窑里温度不一样。放的位置不一样。挨着火道近的，颜色就深；远的，就浅一点。一窑烧出来，颜色全靠“碰”。
我说，那蟋蟀住哪个？
他说，都行。但养蛐蛐的行家挑罐子不挑颜色，看的是这几样——他扳着手指头，但他手指头上有泥，扳到一起又滑开了。他换了个方式说：
“第一，看渗水。拿半碗清水倒进去，搁半小时。渗得太快，太干，蛐蛐待不住。渗得太慢，罐子不透气，蛐蛐闷得慌。得是那种——慢慢渗的。罐壁上留一层水汽，像出汗。”
“第二，看罐壁。太薄的，冬天不保暖。太厚的，蛐蛐的叫声出不来，闷在里头。得有三五毫米吧。你看我这个。”
他递过来一个。我捏了捏。确实，不厚不薄，指关节敲一下，声音是“笃”的，不是“当”的，也不是“噗”的。
“第三，”他说，“盖子和口。口不平，盖不严，蛐蛐半夜顶开盖跑了。口太严，一点缝没有，又闷。你转一下试试。”
我转了一下。那种“沙”的一声又来了。他说，这是口和盖磨合出来的。新出窑的罐子盖不上，得磨。拿水砂纸慢慢转，转几个小时。转完还得搁着，搁两三个月再用。
我说，那你这罐子卖多少钱一个？
他想了想。“不挑的，五块八块。挑过的，十五二十。要是那种养了几年、罐壁都挂包浆的——”他手在空中比了个数，没说出口。我猜大概是一百以上。后来问了一下旁边来看货的人，说是老罐子能卖到几百。
五块八块的陶罐，卖到几百块，凭的是什么？就凭它渗水渗得刚刚好？
这话我没问出口。但他好像看出来了。
“你别看这玩意土，”他说，“宁津蛐蛐的名气，一半在罐子上。捉回来一条好蛐蛐，你搁塑料袋里，搁纸盒里，搁一晚上，它叫都不叫了。搁罐子里，第二天还叫，还精神。差哪儿了？就差透气不透气。”
秋天的声音，都是装在罐子里的
那天中午他留我吃饭。饭是他媳妇做的，一个炖茄子，一个丝瓜炒鸡蛋，鸡蛋是院子里鸡刚下的那种，黄得发橙。主食是馒头，他家自己蒸的，个头大，捏着瓷实。吃饭的桌子就在院子里，棚子底下。有风。
吃到一半，里屋传来蛐蛐叫。先是几声试探性的“瞿瞿”，停了两秒，然后连起来叫了一串，很响。
我说，你屋里养的？
他媳妇说，他养的。年年养。七八月份养，养到十月底放。
我说，养几条？
他咽下一口馒头。“不多。今年就养了三条。一条青的，一条黄的，还有一条紫的。紫的叫得最好。”
我说，养蛐蛐是不是为了斗。
他说，也不全是为了斗。斗是后头的事。头一件事是听叫。好蛐蛐的叫声不一样。叫声好听的，斗得怎么样另说。你不养你不知道，晚上坐在屋里，蛐蛐一叫，那声音——他说到这儿停了。端起碗喝了口汤。
他媳妇接了一句：“他说那声音像有个人跟你说话。”
桌上没人接这话。棚子外面，杨树叶子还在哗啦啦地响。
我走的时候，他从院子里挑了三个罐子递给我。一个灰的，一个黄的，一个偏红的。说你带回去，搁在窗台上就行。什么都不用放。空罐子也得“养”——得让它过夏天，过冬天，让风过一过，让水汽过一过。过个一年半载再用，那个罐子才算“熟了”。
我说多少钱。
他摆摆手。“拿着玩。”
我硬塞了三十块钱在他那件脏褂子的口袋里，骑上电动车跑了。他在后面喊了一句什么，我没听清。风太大。
回到德州，三个罐子我搁在阳台的架子上。头一个礼拜，我每天转一下盖，听那声“沙”。后来就忘了。过了一个多月，立了秋，天凉下来，有天晚上我开阳台窗户，听见外面有蛐蛐叫。不知道是从楼下花坛里传上来的，还是，从我那三个空罐子里——
不对。空罐子里没有蛐蛐。
但我还是把窗户开着，听了一会儿。宁津的秋天，就是这个声儿。每年都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