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飞地学苑的路，要先经过一片不说话的水杉
导航到池州刘街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抱什么期待。皖南嘛，村村都有祠堂，处处都有故事，看得多了，眼睛是会起茧的。
车停在一片水杉林边上。十一月的树，叶子红得不整齐，像是谁随手泼上去的颜料，东一块西一块。地上落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没什么声音。不是脆的，是软的，带着点潮气——前几天刚下过雨。穿过林子，就看见一栋老房子，白墙黑瓦，门头上挂着一块木牌子，字是手刻的，漆掉了大半，只认得出“飞地学苑”四个字。
推门进去，没人。喊了两声，也没人应。我就自己找地方坐了。屋里很暗，光线是从天井漏下来的，像一根根放斜了的柱子。桌上摊着一本线装的东西，凑近一看，是手抄的傩戏剧本，纸已经发黄发脆，用毛笔小楷写的，字迹端正得有点倔强。
这时候后面传来脚步声，一个老头端着搪瓷杯走出来，杯口缺了一小块瓷。他没说话，先把自己坐稳了，慢悠悠喝了一口水，才开口：“来看傩的？坐吧。”
他叫姚家顺，七十三岁，是飞地学苑的常驻——说是常驻，其实就是住隔壁，每天过来开门、扫地、烧水。他的膝盖不太好，走路有点拖，但一双手很稳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候跳过傩，后来不跳了，改做面具。
傩戏不是戏，是走路的方式
“你晓得傩是什么？”他问我，没等我回答，自己先笑了，“我年轻时候也说不清楚，现在老了，反倒觉得简单。傩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，假装自己不是人。”
这话我琢磨了很久。
池州的傩戏集中在刘街、茅坦这一带，周边几个村子几乎都有傩班。有的叫“荡里姚”，有的叫“山里姚”，名字粗粝，一听就知道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每年正月初七到十五，傩班要“朝庙”，把面具从祠堂的箱子里请出来，用香汤擦洗，再一个一个挂上墙。姚家顺说，有一年他父亲负责洗面具，手抖得厉害，水洒了一地，嘴里一直念“得罪得罪”。那不是迷信，是紧张。面具旧了、裂了、发霉了，但村里人看它，就像看一个走远了的长辈。
“现在年轻人不爱跳了。”姚家顺说这话时语气很平，不是在抱怨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飞地学苑做的，是把老剧本整理出来，把面具拍下来，把老艺人的口述录下来。“有个伢在合肥读大学，暑假回来跟着学了两出，动作不怎么样，但声音有点像他爷爷。”
他说“有点像”的时候，嘴角往上提了一下。
灶台上的味道，比文字长久
我在飞地学苑住了三天。每天早上是被灶台上的声音弄醒的。姚家顺的老伴施阿姨，天不亮就起来烧火，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响，像在炒豆子。她在做一种叫“糍粑”的东西——糯米蒸熟，倒进石臼里，用木杵一下一下捣。捣的人是她儿子，四十来岁，在城里做装修，每周末回来帮两天忙，捣糍粑是他的“固定节目”。
“他爸捣不动了，膝盖不行。”施阿姨头也不抬，手在案板上撒米粉，“我跟他讲，你爸跳了一辈子傩，现在腿不好，你捣一下糍粑总可以吧。”
糍粑做出来是软的，蘸白糖芝麻粉吃，咬一口，糯米还带着温度。我问她，这糍粑和傩有什么关系。她愣了一下：“什么关系？过年要吃的东西啊。”过了一会儿又补一句，“哦，以前跳傩前要吃的，说是吃了脚底有劲。”
我觉得这个说法比很多解释都准确。脚底有劲。人要走路，神要走路，傩戏里的那些角色要走几十里山路去“朝庙”，脚底没劲，怎么走？
施阿姨还做一种腌辣椒，用的是本地薄皮青椒，加蒜、姜、盐，塞在坛子里，用石头压着。吃的时候夹出来剁碎，拌一点麻油。辣得很直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我吃了两碗饭。
飞地学苑到底在学什么
我翻过飞地学苑的登记本。上面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留下的痕迹：合肥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，还有两个从广州专门飞过来的。有人住一晚，有人住一个星期。有人来画速写，有人来录音，有人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坐着。
姚家顺不太管这些人。他说：“来就来，走就走，我不问的。反正我每天烧水，他们要喝自己倒。”
学苑的墙上贴着一张手绘地图，画的是刘街、茅坦、荡里、山里几个傩班的位置。线条很简单，但旁边标注了每个村的祠堂方位、庙会时间、老艺人名字。地图角上写了一行小字：“走完一圈，大概要七天。”
我问姚家顺走完了没有。他说：“有些地方去过，有些地方没去过。走不完的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以前傩班走的路，现在都修了水泥路。路好走了，但走的人少了。”
这句话他说得很轻。轻到好像是在跟自己说。
一个没有结论的下午
走的那天下午，我坐在天井底下看姚家顺画画。他画的是傩戏面具，用毛笔蘸墨，一笔一笔地勾线。有一笔不太顺，他停下来，把笔搁在砚台边上，看了一下，又拿起来重新画。
“我画不好，像不像都无所谓。反正我记得它长什么样。”
他说的“它”，是面具，是傩戏，是那些走了但好像还没走远的人。
临走的时候，施阿姨塞给我一袋糍粑，用塑料袋装的，还热着。姚家顺站在门口，没有送我。我走出去一段路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已经转身进屋了。门没关。
那栋老房子就那样敞着，像是随时等谁推门进去。
车开出水杉林的时候，我把糍粑放在副驾驶座位上。袋子里透出一股糯米和柴火混在一起的味道，很淡，但一直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