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去东流，本来是奔着长江边的枯芦苇荡去的。顺着青石板老街走，裤脚沾了点路边草叶的碎露，脚边的石板缝里冒出来几丛攒着花苞的黄菊，抬头就撞进陶公祠的黑瓦檐角里。
风凉。
门槛边的石香炉，盛过三百年的香灰
门口坐着个穿藏青布衫的老爷子，手里攥着掉了漆的搪瓷茶缸，看见我举着相机晃，抬抬下巴指了指山门边的石墩：“别拍那新刷的红墙，拍那个。”
我顺着看过去，是只半人高的青石香炉，炉身刻的菊纹早被摸得磨平了棱角，炉沿还留着几道浅痕——老爷子说，那是过去年月里，几个本地老人偷偷把这炉子藏在柴房的干草堆里，藏了十几年，后来重新修祠的时候，大伙抬着它走了半条街，把它安在门槛边的。
我伸手摸了摸炉壁，凉得像刚从江水里捞出来，指缝沾了点细香灰。香炉边摆着几个还冒着余温的米粑，半壶用玻璃瓶装的菊花酒，是早上来逛的村民放的。“没人说要摆这些。”老爷子抿了口茶，“就是路过，想起陶公以前在这东篱下种菊，就带点家里的东西放这，跟走亲戚似的。”
说实话，我之前逛过太多名人祠庙，殿里的神像塑得金光闪闪，门口的介绍牌写得端着架子，连门槛都套着个红绒绳，不让人碰。可这只石香炉就敞在露天里，谁都能摸，谁都能放块自己家做的米粑，没人拦着。
墙根下的菊丛，是阿婆年年补种的
跨过高高的实木门槛进院，主殿的陶公像根本不是那种端着架子的圣贤模样。他穿着粗布短褐，裤脚还沾着点泥，手里攥着半朵开得正好的黄菊，眼神斜斜瞟着院角的菊丛，像刚从田埂上扛着锄头回来，歇脚的间隙顺手摘了朵花。
院角的菊丛长得乱蓬蓬的，不是景区统一栽种的大朵观赏菊，是本地传了几百年的野菊，花瓣细，香味冲。戴绒线帽的陈阿婆正蹲在丛边拔草，脚边的竹篮子里装着半篮刚摘的菊叶。
“以前这祠破的时候，屋顶都漏雨，这菊丛也没人管，差点荒了。”阿婆把拔下来的狗尾草扔到竹筐里，“你一丛我一丛的从自己家地里移苗过来种，就怕哪天陶公回来，找不到当年他种菊的地方。”
本地的习俗我是那天才知道的：重阳前后摘的野菊晒干了，揉进糙米粉里做米粑，跑船的人出江之前，都要揣两块在怀里，说闻着菊香，就像陶公在边上照着，浪再大也稳当。我当时凑过去闻了闻阿婆篮子里的菊叶，清苦的香味直钻鼻子，跟市面上卖的那种甜得发腻的菊花茶，根本不是一个味。
拐个弯的米粑摊，蒸着满街的菊香
从祠里出来顺着老街走五十米，就是张姐的米粑摊。竹蒸笼摞得比人高，掀开盖子的瞬间，白汽扑得人满脸都是，连鬓角的碎发都沾了湿意。一块五一个的米粑，皮是糙米粉做的，揉了晒干的菊碎，里面包着咸菜、豆腐、小虾米，热乎的。
我买了两个，烫得直吸溜。张姐靠在竹架子上笑：“慢点开，没人跟你抢。我婆婆说，以前陶公祠办庙会的时候，整条街都飘着这米粑香，江面上跑船的人隔半里地都能闻见，就知道快到东流了。”
东流陶公祠从来不是被铁栅栏圈起来的“文物标本”。它没有动辄几十块的门票，门天天敞着，你想进来坐多久就坐多久，想给陶公放块刚买的米粑就放，没人过来管你。
风从长江边吹过来，带着点芦苇的湿意，吹得蒸笼上的白纱布晃来晃去。穿校服的小屁孩举着个米粑从街那头跑过来，糖纸顺着风飘啊飘，落在祠门口的菊丛边，盖在刚冒出来的小花苞上。
我咬了一口米粑，菊的清苦混着米的香，顺着喉咙滑到胃里，暖得很。原来千百年前的诗，根本不是飘在书里的。它就长在这墙根的菊丛里，藏在刚蒸好的米粑里，是普通人抬头就能闻见的香。
